安藤忠雄

      当今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建筑大师之一，安藤忠雄谈及自己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改造设计项目，毫不掩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带给自己的历史感，甚至透露为此研究了包括鸦片战争在内那些“不能忘记的历史”。另一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安藤忠雄切身感觉到中国建筑的规模和速度。
　　谈改建：建筑可以从留存、留续上想办法
　　记者：和上海建筑文化中心、保利大剧院不同，位于浦东的震旦博物馆是您在中国做的第一个改建项目。是什么吸引您最终选择接手这个改建项目?
　　安藤忠雄：最早觉着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东西，因为已经有建筑物了，没有办法照我想要的去做完整的设计。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非常想接这个案子，后来还是业主的热诚打动了我，当时说外观可以改，内部也可以改，这种自由度也让我觉得可以接手了。另外，博物馆里可以看到那些具有历史感的器物，而往外看则可以看到同样具有历史感的外滩，这样的内外联系也很打动我。
　　记者：您曾经说震旦博物馆项目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地理位置——面朝浦西的外滩、背靠高楼林立的陆家嘴。这样的位置给您什么样的灵感?
　　安藤忠雄：最主要的是一种历史感。当时我研究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东西，甚至包括鸦片战争，在人类这么长的历史中，有一些是不能被忘记的。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去研究鸦片战争?
　　安藤忠雄：为了考量这百年的历史，所以必须从各个角度去进行观看、研究。鸦片战争也只是我当时研究的一部分。
　　记者：为什么您会选择用极简朴素的风格改造震旦博物馆?在您看来，这是最贴合这样一个醒目的地理位置的么?
　　安藤忠雄：我们就看周围的环境好了，在陆家嘴周围的建筑各有各的特色。有非常简单的，也有稍微复杂一些的。而此前的建筑有着大理石的外立面，相对来说更加古典，现在则通过极简的外立面塑造，让它显得更加摩登，也和周围的建筑相呼应。
　　记者：从一座办公楼到一个博物馆，内部空间的改造无疑是最困难的部分。我好奇您是从哪方面开始切入进行设计的?
　　安藤忠雄：做任何建筑，功能是要非常清楚。对面是外滩，到底要怎样运用我的建筑和这个环境做一个呼应，这是我首先考量的部分。如果只有这些历史的东西，你也会累，你也需要有放松的部分。
　　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室内装潢设计师了，所以对我来说，内部设计是我非常熟练的一项工作。室内的装潢应该非常细致，比如咖啡厅窗口的柱子顶部外圈有一圈白色，楼梯的铁栏杆的厚度，类似的这些比例都经过非常认真的计算。因为就是这些细节的东西组合成室内的装饰，而这些就在你眼前，所以必须特别注意细节。博物馆里的家具，进入展厅时我们经过的凳子，也是我设计的。
　　现在，你坐在这里(震旦博物馆五楼咖啡厅)，看百年的外滩的历史，然后体验到自己活在这样一个当下，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体验。我希望接下来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喝咖啡。我甚至觉得这里应该整幢楼都是咖啡馆。
　　记者：这已经不是您的第一个改造博物馆项目了，此前威尼斯的海关博物馆也非常成功，设计方案打败了扎哈•哈迪德。我注意到您在海关博物馆的内部植入了具有您个人风格的清水混凝土和玻璃构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安藤忠雄：最重要的就是，既有的东西尽量让它保存着，尽量不要去破坏。因为这也牵涉到环保的问题。改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可以让一座建筑重生，用一些可以循环利用的材料进一步地去完善它，让它变得更美好更有意思。建筑可以不从破坏开始，而从留存、留续上想办法，做出更好的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谈中外建筑现状：中国好处在于决定很快
　　记者：您在中国的项目越来越多了，在中国做建筑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何不同?
　　安藤忠雄：现在是亚洲的时代，以前是美国的时代。或许也可以说现在是中国的时代，但整体来讲仍然是一个亚洲的时代。所以这样来看，都市的发展都是在一种变动当中。
　　刚开始，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太熟悉，会觉得比较困难。但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在改变，中国和别的地方已经没什么区别。而且中国的技术发展特别快。
　　中国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决定很快，每个项目定下来就马上去做。在中国似乎非常简单，这个怎么做?就这么做!然后就开始切实着手进行。但是在日本的话，这个项目要怎么样，那可能某方面需要好好想一想，就过了三个月，又有一个地方需要想一想，可能就又过了三个月。这就是两边的差异。
　　记者：上次您来上海介绍在海南岛的半山半岛项目，其中说到中国的业主往往希望您做的建筑能够吸引很多人来看，而且速度特别快。这一点会对您造成困扰么?
　　安藤忠雄：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我能够跟得上这个速度就好。海南就非常重视我们的那个项目，而且进展快速。现在在北京，我们也在做新的项目，国子监酒店，也同样推进得非常快。
　　记者：这些年，您对中国建筑的印象如何?
　　安藤忠雄：在这十年中，中国建筑的品质提升了很多，十年前，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一看的建筑，但现在就多多了。我可能举不出具体的建筑师，但是只要看我们旁边的陆家嘴，从上海中心、金茂大厦、凯悦到那一块绿地的设计，这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能看到的。它的优点不仅仅在于设计漂亮，也在于人能够在这片区域里自由地走动。
　　记者：西方建筑理论对中国当代建筑的影响颇大。比如库哈斯，他就认为超级大城市是非常混乱无序的，而建筑则应该造得足够大、足够炫目才能建立新的秩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标志性建筑。您对这种论述怎么看?
　　安藤忠雄：我不觉得超级大都市会有混乱的感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脉络和特点，每个建筑师也有每个建筑师的特点和个性，但是所有的建筑需要和自然、环境相融合，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出建筑师想要塑造的样子。
　　关键是到底怎么样让人感觉你做出的建筑是美的，让人感动，让人有幸福感。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外滩的建筑物，当时的那些建筑师做的建筑100年后我们来看，还是觉得很美，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一种100年后来看还是很美的建筑。而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更多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建筑和日本相比实际上更加大气。
　　谈环保：再这样下去，上海也吃不到大闸蟹了
　　记者：您曾经说建筑师不应该一直做委托的工作，而要有梦想要勇于自己创造项目，现在有什么项目是您特别想要主动去做的么?
　　安藤忠雄：什么都可以去做去挑战。但接下来将是一个亚洲的时代，作为一个亚洲人如何用这种亚洲特有的文化、习性、元素来做出一些新的建筑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记者：您下个月将来上海做首次的万人讲演，主题是“亚洲的时代”，能解释一下这个主题么?
　　安藤忠雄：我们都知道现在地球的人口越来越多了，我的这个论坛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到底怎样给地球作贡献，将有15000人在演讲会上一起来思考这个话题，思考地球的未来。到底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节约能源?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比如用一公升的油就可以跑上一两百公里，让我们的电器只用现在用电量的十分之一也能够很好地工作，不要再去破坏地球。这都是需要大家用非常大的决心去思考的问题。不这样做的话，地球迟早会完蛋。再这样破坏下去，以后上海也吃不到大闸蟹了。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记者：记得您2010年在同济大学的讲演会上就说过，为了实现环保，您开始在东京造林?现在您的森林造得如何?
　　安藤忠雄：东京的那片森林，是造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大小的场地上的。那片场地原来是堆填垃圾的，我却想在上面造林。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一半了。资金也是通过我的演讲会来筹募的，5万人一人1000日元，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募集的，已经募集完成了。所以我的演讲会，如果你不付钱的话就不要来听了。就是要有这样的决心，才能募集到足够的款项。
　　我觉得下次也应该在上海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这样做。有钱的企业也应该一起参加，公益事业应该每一个人都努力去做。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博物馆是不会赚钱的，但这个博物馆是业主出资向公众提供文化服务，这是个公益性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大连和深圳做音乐厅，也是因为有企业的赞助，也是公益项目。接下来，我还是想继续在公益这一块好好做下去。